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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临潭帖手卷水墨绢本24×380cm估价：RMB1,500,000-2,800,000
[北京保利]中国古代书画夜场
董其昌书画双绝，精于赏鉴，其艺术实践和思想理论都对后世影响深远，在书法史和美术史上都占据重要的地位。此次夜场上拍董氏书画作品四件，皆为手卷，分别为草书《临潭帖》、小楷临徐浩书《道经》及《书画合璧》二卷，均迭经名家鉴藏，流传有绪，堪为精品。
说明：
1.乔崇修、任道镕、杨毓瓒递藏;翁斌孙题签。此卷为任道镕後人释出。
2.乔崇修(1705年前后在世)字介夫，号念堂，江苏宝应人，乔莱之子。生卒年均不详，约康熙四十四年前后在世。贡生，以学行知名。雍正元年(1723)与漳浦蔡世远、同邑王懋竑同时召见，授铜陵县教谕。能画，为梁清标弟子，尝为画蕉林书屋图。
3.任道镕(1823-1906)，字筱沅，一字砺甫，号寄鸥，江苏宜兴人。咸丰中，在籍襄办团练，除奉贤训导。光绪元年，署按察使。四年，迁浙江布政使，调直隶。七年，擢山东巡抚，疏陈营务废弛，易置统将。二十一年，起河道总督。
4.杨毓瓒，字瑟君。安徽泗县人。银行家徐新六妻兄，儒雅能文，且工八法，所作邨童戏蝶图、湖山钓艇图，皆精绝。曾官观察、及国务院印铸局主任。
5.翁斌孙(1860-1922)清末藏书家、字弢夫，又作弢甫、韬夫，号笏斋，又作简斋、笏庵，又号廉访，晚号冰楞、笏居士。翁同书孙。光绪三年(1877)翁斌孙17岁即进士及第，以侍讲衔任翰林院检讨，任功臣馆、国史馆、方略馆、会典馆协修、纂修、总纂、武英殿纂修、内阁侍读、大同知府、冀宁道、宣统三年(1911)署直隶提法使。
妙在能合神在能离——董其昌临《潭帖》探论
毫无疑问，董其昌为明代书坛继祝允明、文徵明之后，最为重要的书家。有清一代，康熙重董，乾隆尚赵，董其昌对后世的影响甚至超过了祝、文。其隽秀俊美，平和冲淡的书风与赵孟頫相媲美，成为了晚明至今日最为重要书法流派。
董其昌，生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万历十七年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谥号文敏。董其昌所享有的书法盛名是建立在对法书广泛取法，精研古人墨迹基础上得来，其中之艰辛惟深解书道者，方可知之。
明人刻帖之风极盛，且是学书人最重要的师法范本，董其昌自然对刻帖十分关注，从传世文献来看亦是有极深见解。又，董氏传世临书作品可见数种，今皆成为书法史研究者窥得董氏师法及学书取法的重要史料。我们看到董其昌临《潭帖》横卷，无疑对今日研究董其昌及刻帖，有着双重重要的意义。
董其昌临潭帖局部
关于《潭帖》
董其昌临《潭帖》，不仅前有临王羲之、谢万、王坦之、颜真卿等人的作品。其后，所书跋语对研究晚明书家对《潭帖》的版本认知情况，有着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
董其昌所临《潭帖》为不全本，其言得自“吴门王徵君百谷”。王百谷，即王穉登，晚明重要文学家、书法家。从临后的题跋数语来看，原王穉登所藏《潭帖》虽不全，但“特为精彩”。其又说：
宋太宗刻《淳化帖》十卷，至宣相时重以真迹摹为《太清楼》。已复有淳熙《秘阁续帖》二十卷、《潭帖》帖十卷，皆广《淳化》所未备，或时有重复，今世无传者，但闻其名耳。
所以，董其昌所认为《潭帖》补充有《淳化阁》中所收之不足。那么，据宋人曹士冕所著《法帖谱系》认为《潭帖》有八个版本。宋赵希鹄在《洞天清录集》中说的最为明了：“《淳化阁帖》既颁行，潭州即摹刻二本，谓之《潭帖》。余尝见其初本，当与旧《绛帖》雁行。至庆历八年，石已残缺。永州僧希白重摹，东坡尤嘉其有晋人风度。建炎虏骑至长沙，守城者以为砲石，无一存者。绍兴初第三次重摹，失真远矣。”《潭帖》，又称《长沙帖》，即与此有关。最初的刻本即是《淳化阁帖》的摹刻，并无增补。那么，董其昌所言“皆广《淳化》所未备”当并非最初摹本。众所周知的永州僧希白因庆历八年时《潭帖》原石残缺，又有重新摹刻本。案，亦有刻本作“僧惠照摹勒于希白潭。”其实在庆历五年间，潭州知府刘沆已在旧本的基础上摹勒而略有增益。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知《潭帖》帖尾有署五年、八年之由来。署五年者称摹勒，石并未损。八年者则成重摹，乃是僧希白因石损而重新摹入，此时在庆历五年基础上又再有增入。那么，我们即知《潭帖》最初几个版本的情况，其后究竟增补了哪些，自黄庭坚时便陆续有记载，但均不全。也就是《潭帖》的全本在南宋以来即是罕见。这也是董其昌即使残本也要在王穉登处买来的原因。其感慨“以较官帖特为精彩”当是指曹士冕所载八种之排第一的“庆历《长沙帖》”，此为官府所刻。其馀七种依次为：私第本、长沙碑匠家本、长沙新刻本、三山本、蜀本、庐陵萧氏本、黔江本。董其昌极为清楚的知道《潭帖》虽然增补《淳化阁》，却是“但闻其名耳。”当然，董氏必知《潭帖》在明中叶时石已不存，所得之本虽非官刻，却是喜爱万分。从其所临如此认真，并有惬意之状态，更是殊为难得。
董其昌临潭帖局部
董其昌临《潭帖》的意义
应该说，此卷董临《潭帖》不仅仅是一件临书作品。我们更能窥得董其昌是如何学习古人法帖的。学习古人，并能还原古人学习时最真实的状态，更是给今日书法研究者提供了极重要的范本。
董其昌在临《潭帖》此卷时，态度极为审慎，迥与我们所见到其他临本。每临完一个帖均在后面以小字重释一过，或加以感言，或对版本的问题提出己见。如开卷所临为《散怀帖》，其后有跋“散怀帖刻致怀，此唐摹之误。”这透露出两个信息，其一，《淳化阁》祖本所依墨迹基本为唐摹本，在唐时二王真迹的数量可想而知。其二，此应是承《淳化阁》而来，错误依旧。
所临《时事帖》后言“此帖清劲，行笔如屈铁。虞永兴之宗也。”清劲与屈铁本是两个所指。一为风格，需要充分的想象。一为屈铁，对行笔中线条的比拟，真是恰到好处。对虞世南书法来源的思考正是源于其临书的感悟，董其昌于《画禅室随笔》中自言“虽无日不执笔，皆纵横断续，无伦次耳。”但更是“吾书无所不临仿。最得意在小楷书，而懒于拈笔，但以行草行世。亦都非作意书，第率尔应酬耳。若使当其合处，便不能追踪晋、宋，断不在唐人后乘也。”可见，董其昌平时所作之书也并非都是自己心仪之作，应酬繁多当是其苦痛。但此件临《潭帖》，以如此之态度书写，显然以己意为之，亦非应酬之作。
整体来看此间临作虽大量保留有董氏所特有的书风，但还是有很多忠实于原帖的一面。如《都下九日帖》可见并非一味凭己意书写，字形大多取于原帖。
从“耳”、“行”、“委”、“笃”及“忧、当”的连贯来看，速度并不快，应是书写时对原帖有着边临摹边思索的过程。所以，每段后的重释及感悟皆应是从临帖中得来。
结语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知《潭帖》在明中期以来的珍稀程度。此件董其昌临《潭帖》，为我们研究董其昌书学提供了至为重要的原始资料。丰富了董其昌对《淳化阁帖》以来刻帖谱系认知问题。今日虽能看到其对《淳化阁帖》、《太清楼帖》、《绛帖》等法帖的论述。但对《潭帖》的认知，此件作品恰可补董氏论法帖史料不足。其中之重要可想而知。
因《潭帖》在明代以前极难见全本，而且在《淳化阁帖》基础上究竟增补的哪些至今并未能有确知。只是在文献中我们可寻得，有补唐太宗诗、王羲之《寒霜帖》、《十七日帖》、《兰亭序》及颜真卿诸帖。董氏所临一出我们便能清楚的看到其是如何学习《潭帖》，以何种方法临习法帖。
所以，此件董其昌临《潭帖》不仅仅是一件名家书作，更是对于书法史研究，董其昌个案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董其昌小楷临徐浩书《道经》手卷水墨纸本画心：23×468cm题跋：23×93cm估价：RMB:1,200,000-1,800,000
说明：
1.徐元文、刘九庵题跋。徐元文跋语中所言“鹤沙先生”为许缵曾，二人交善。可知此卷初为许缵曾所藏。北京画院曾藏。
2.许缵曾(约1663年前后在世)，字孝修，一字孝达，号悟西，又号鹤沙，华亭人。顺治六年(1649)进士。官至云南按察使。缵曾工诗，著有《宝纶堂集》五卷，又有《滇行纪程》一卷，《续抄》一卷，《东还纪程》一卷，《续抄》一卷(均四库总目)，并传于世。
3.徐元文(1634-1691)，江南昆山(今属江苏)人，字公肃，号立斋。顺治十六年(1659)进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康熙初，迁国子祭酒，充经筵讲官。监修《太宗实录》、《平定三逆方略》。康熙十八年(1679)，任明史馆总裁官，推荐黄宗羲等参与修撰。次年擢左都御史。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与兄乾学、弟秉义以文名显官，合称“昆山三徐”。有《含经堂集》。
4.朱雪田，清初与曹重等人就在上海的华亭县(今松江县)发起组织了“墨林诗画杜”,该社是中国美术社团中有资料记载最早成立的中国书画团体之一。
5.北京画院旧藏。
左：本卷提拔右：徐元文行书咏物诗册国家博物馆藏
董其昌小楷临徐浩书《道经》，纸本，长466厘米，宽24厘米，为玄宰临唐代书法家徐浩楷书之作，依题跋“丁卯长至始得易归……凡两年而成”所述，此作于董其昌75岁所成，为董其昌晚年之作。全卷行章疏朗，以秀美典雅为基调，博采众美，无一笔松懈，无一字不缜密，在用笔上汲取了虞世南的圆润、颜真卿的筋骨、徐浩的古雅，在笔画的披拂之间既得其遒劲，又显示洒脱之美，笔笔用力，沉着宽厚而又错综变化，尽显灵逸。董其昌虽曰此卷临仿徐浩之书，但实则是把自己多年来临习晋唐宋诸家的书法融会贯通，推陈而出新，创出自己“淡雅清秀”，以妍美见长的典型书风。
综观全卷，给人以工致典雅之感，董其昌书法的“雅”得益于他的综合艺术素养。他工诗文，精绘画，富收藏，并长于书画理论，他的书法，在墨法、章法和气韵上具有“文人画”的审美意味，字里行间散发出一种幽幽的淡雅之气。后世学董者往往失之空泛，难以企及他的境界。这件手卷若与其早期作品相比，可以明显看出，全卷显示出返璞归真、人书俱老的魅力。历来评书者也多把赵、董联系在一起，以为同美(秀美)同宗。其实他们的区别在于赵书秀美趋于甜熟，而董书在秀美之中掺入了“拙”趣。本卷经顺治状元徐元文(1634-1691)题跋，称其为：“骨里严紧，神采遒逸”，之后鉴定家刘九庵先生题跋称此卷：“用笔众密，神采焕发，乃香光晚年之精作也”。同时此卷钤有“朱雪田书画印”，经查，此人为顺治年间朱方华。朱方华，字在三，号雪田，又号麓樵，一号南湖渔长，钱塘(今杭州)人。太医院吏目。以率笔写山水，与佟钟山各自标其逸趣。其水墨花卉最佳。清·元璟有诗《题画酬朱雪田》。朱雪田与曹重等人在上海的华亭县发起组织了“墨林诗画杜”。该社是中国美术社团中有资料记载最早成立的中国书画团体之一。此卷因递藏有宜，固纸墨如初，如今罕传于世，当为知者所重。
董其昌书画合璧卷手卷水墨绢本25×240cm估价：RMB:800,000-1,200,000
说明：“抱残守缺斋主人”即刘鹗。刘鹗(1857-1909)，字铁云，笔名洪都百炼生，清江苏丹徒(今江苏省丹徒县)人，自幼聪颖，五岁便能背诵唐诗三百首。著有《勾股天元草》、《孤三角术》，《历代黄河变迁图考》、《治河七说》、《治河续说》、《人命安和集》、《铁云藏龟》、《铁云藏陶》、《铁云泥封》、《铁云诗存》等等。
董其昌对文人山水画的重要贡献，在于他进一步提纯了绘画语言，即把中国画的笔墨语言从绘画的综合因素中突出出来，不再仅仅作为营造图像的手段，而是成为绘画表现的重要目的。其结果便是使笔墨的组合成为了单独的审美客体，使笔墨的精妙与趣味成为画面的中心，由此建立起具有抽象形式美感的画面结构。为了克服板结与粗陋两种时弊，他主张绘画创作应从学习古人的作品入手，在熟练地掌握古代大师的笔墨与图式的基础上，进而以秩序化的图像程式的重新组合为媒介，以充满个性化的笔墨操作抒发出个人的趣味，最终化古为我，“集其大成，自出机杼”。本幅自题“仿巨然笔”，实则借鉴巨然的图像样式，透过董其昌自己的笔墨语言，呈现出一种笔精墨妙、风华自足的美学趣味，“集其大成，自出机杼”于此可见一斑。一卷山水写就，自题王维《终南别业》，“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诗文散淡禅静，与董氏山水讲求“不似之似”“画欲暗不欲明”的绘画风貌相得益彰，而这种冲和幽澹的审美追求或许正是董其昌追索的至高的人生境界吧。
本件为刘鹗旧藏，钤“抱残守缺斋主人”为记。刘鹗，1857-1909，字铁云，笔名洪都百鍊生，清江苏丹徒(今江苏省丹徒县)人，自幼聪颖，涉学极广，著有《勾股天元草》、《孤三角术》，《历代黄河变迁图考》、《治河七说》、《治河续说》、《人命安和集》、《铁云藏龟》、《铁云藏陶》、《铁云泥封》、《铁云诗存》等。
董其昌书画合璧卷手卷设色绫本画心：24×176cm题跋：23×320cm估价：RMB:800,000-1,200,000
说明：陆时化旧藏。陆时化(1714-1779)，字润之，号听松，江苏太仓人。家聚书万卷，购善本手自校雠。尤嗜法书名画，亦富收藏，善鉴藏，于画鉴别更精。著有《吴越书画录》、《书画说铃》。
董其昌的巨大影响在于他的画论，在系统总结文人画历史经验的过程中，推出了以纯化文人画为宗旨的“南北宗论”，建构了以南宗文人山水画为绘画最高境界的理想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简单的说，董氏将水墨渲染画法的文人画家比作南宗，视青绿勾填画法的职业画家为北宗，尚率真，轻功力;崇士气，斥画工;重笔墨，轻丘壑;尊变化，黜刻画，虽然对画史的概括并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但其提倡的美学观念对後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审读此卷，笔墨圆融华滋、含蓄内敛，设色淡雅超逸、富于诗意，与其推崇南宗山水画的画学主张正相吻合。後长题唐诗，书画并美，珠璧交辉。此卷款属“癸丑秋日”，时董氏五十九岁。晚年的董其昌“渐老渐熟，反归平淡”，形成了生拙秀雅、自然平淡的风格。不难看出，董氏于书、于画具有相通的美学主张，于艺术、于人生更具有相通的哲学思考，故能名垂青史，对其後有清三百年间乃至近现代艺坛产生深远影响。是卷为陆时化旧藏。名家鉴藏，备极珍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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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7 11:19:15
发表于 2016-12-7 11:20:29
